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将联合实施“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
“到2020年，在有学历提升需求且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中，资助150万名农民工接受学历继续教育。”教育部职成司负责人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将联合实施“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完成2100万人次以上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任务。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共4.04亿人，其中农民工总量为2.77亿人，比上年增长1.3%。截至2014年，高中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23.8%，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仅占7.3%，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4.8%。可见，尽管农民工学历层次和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逐年提升，但总体比例仍然相对较低，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缺乏技能的农民工往往成为城市过客。
“圆梦计划”让更多农民工改变命运
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的箱体加工组组长吴钦德是一位90后农民工，这几年他在各方资助下，先后报读了华南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北京大学网络教育行政管理专业，通过业余学习完成学业，拿到了大学文凭，获得了广州市“优秀共青团员”称号，户口也迁入广州，成了一名“新广州人”。
吴钦德只是目前中国正在努力提高蓝领劳动力文化和技能水平的庞大计划中的受惠者之一。
“2013年，我听企业领导说广东团省委联合一些单位启动了‘圆梦计划’，可以资助农民工上大学，还说不脱产通过业余时间以网络教育方式也可以学习，特别是针对基层管理人员可以系统的学习管理方法和经验。”听到这个消息后，吴钦德迫不及待的第二天就报读了华南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共商管理”专业。
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今年3月，吴钦德又报名参加了国家开放大学“企业现场管理专项能力”培训，在他的带动下，班组中陆续又有四、五位工友也分别报读了国家开放大学专科、本科。
“企业对我们很支持，一方面在厂里报名有工会的补贴和公司的奖励。网络学习又特别高效，报名、领教材都不用出厂区，期末就在我们厂里的考点考试，对我们这些远离城区几十公里的企业职工来说非常方便。”吴钦德告诉记者。
吴钦德告诉记者，他这几年的学习花费70%来自工会、公司等方面的资助，自己只花了不到3000元。
对于吴钦德来说，“圆梦计划”让他从众多进城工作农民工群体中脱颖而出，圆了他的大学梦和城市落户梦，当听说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启动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时，他非常激动，因为在他看来，将会有更多像他一样的农民工兄弟通过边工作边学习来改变命运，成为“中国梦”的光荣践行者。
圆梦行动，社会公平和谐的民生工程
“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并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农民工继续教育新模式，提升农民工学历层次和技术技能水平，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教育部职成司司长葛道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加强农民工继续教育，让农民工拥有一技之长，是一项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公平和谐的民生工程。
“农民工参加培训，能帮助他们在城市稳定就业，大大提高幸福指数和获得感。”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说，更重要的是当年我国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任务很重，而技术升级的本质其实是人的升级。广大一线产业工人水平的提升，是我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保证。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共4.04亿人，其中农民工总量为2.77亿人，比上年增长1.3%。截至2014年，高中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23.8%，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仅占7.3%，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仅占34.8%。
面对城市落户政策“卡脖子”，很多青年人包括农民工跃不过“积分制落户政策”的“龙门”，只能对着“高技能先落户、低技能后落户、少技能难落户”望洋兴叹。
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切都将发生变化。据了解，2010年，共青团广东省委联合北京大学等，遴选100名符合条件的新生代产业工人上北大；2014年，国家开放大学积极探索“产业与教育融合”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良好成效；福建广播电视大学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培训提供服务，每年完成全省3000多名农民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任务……而“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的出台，将给更多农民工凭借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
“人才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成为各界共识
“当下，以‘人才红利’替代‘人口红利’已经成为各界共识。”葛道凯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我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必然需要寻找某种解决路径或替代策略，才能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农民工经济收入有限，承受不起太高的培训费用；他们迫切希望培训提升能力，对“花架子”不感冒，最希望培训内容真正管用……“如果对农民工开展的培训不适应他们的特点，说一万遍‘欢迎农民工参加培训’也是假的。”葛道凯一针见血地说道。
那么，怎么处理如此之多的“矛盾”？葛道凯表示必须计划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对策。
建立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重点解决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专业、课程体系及内容针对性不强”等实际问题。鼓励在农民工集中的代表性行业和大中型企业建设“农民工继续教育学习与实训中心”。
建立基于信息化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直击“工学矛盾突出，难以保证学习时间和效果”的难题。要求探索建立网络教学与面授教学、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个性化学习与师徒传承学习、理论学习与实践实训学习等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并建立全国行动计划的信息服务平台，提供丰富的开放资源与支持服务。
建立政、工、校、企联动工作机制，直击“农民工学费负担过重”的难题。建立健全政府、工会、用人单位和学习者共同分担成本、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要求地方工会加大对行动计划的投入，企业按规定足额提取职工教育培训经费，安排相当比例用于农民工继续教育培训。
建立多元化的农民工继续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直击“农民工继续教育质量不高”的难题。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完善教学质量监管制度和公示制度，建立农民工和用人单位参与教学质量评价的机制，开展满意度测评工作，并鼓励企业将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情况与个人薪酬、岗位晋升相结合。
“发展的不竭力量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9亿多劳动力、1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是我们最大的资源和优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句话饱含深情、掷地有声。“如果用高素质、高技能来‘武装’农民工，让9亿多劳动力都成为具有高水平的专业技能人才，我们中国的创造力可想而知！”葛道凯认为，人才的成长会让未来充满希望。